如果不想把20世纪中国文学史写得枯燥乏味，如果不想毫无批评地罗列事实，就一定得和评价沾点边。不过，我在以下行文中给出的评价都是个人的主观见解，并不图普遍有效，尤其不奢望经久不灭。我的偏好与拒绝都仅代表我个人，如果它们更像是偏见而非判断的话，肯定也要归咎于中国在20世纪所处的那种复杂的政治形势。我本人的评价主要依据语言驾驭力、形式塑造力和个体性精神的穿透力这三种习惯性标准。在这方面我的榜样始终是鲁迅，他在我眼中是20世纪无人可及也无法逾越的中国作家。 ……
我宁愿尝试去呈现一条内在一致的上下关联，就好像是借文学这个模型去写一部20世纪思想史。我完全清楚，这样一种上下文关联是人为的。它的产生当然要归之于一种阐释，而这种阐释顶多是也只能是许多种可能阐释中的一种。我有意识地要避开那种将标题和名字任意地照单罗列，由此而制造一本新的参考手册的做法。
论张爱玲《倾城之恋》：“倾城”自古以来就代表着一种让国家、城市为之而破灭的美；“传奇”是自唐朝以来一种用来描写男女间离奇遇合的叙事形式。
女主人公流苏并没有让香港毁灭，在她的爱情故事中也没有什么超乎自然的事发生。叙事者在此演绎了两个古老的主题并且把它们颠倒使用。平平常常的事情，婚姻，变成了一个奇迹；她拥有了丈夫和安全感。要拥有这两样东西，竟必须有某些无法预料的事情发生，那就是日本袭击香港。然而这件事是流苏无能为力的，并且让她给碰上了。这样一来，这个故事就不是讲一种“让国家倾覆的爱”，而是关系到一种“发生在倾覆之城的爱”。只有通过仔细阅读才能注意到枝枝蔓蔓的主题如钟、旗袍（或广东长衫）或镜子等。小说似乎是在不显眼地渐渐隐去时提及了胡琴，但是以前已经提到过这种琴，被说成是中国旧戏中的道具。主人公之间的游戏就好比一出戏，导演就是命运，一种实际上只想留给流苏八到十年幸福婚姻的命运。总有一天她也会在丈夫眼中凋零。这可能听上去像胡琴的演奏一样悲凉，但是反抗无济于事。我们也可以这样说：如果有一天倾覆之城不再是倾覆之城，那么它将从其惊骇中缓过神来，将相爱的人置于现实的严峻考验下。就这样结束了这篇小说，多少带点无奈，尽管它在一开始是讽刺性的调子。
论张爱玲《秧歌》张爱玲的小说《秧歌》以土改为题材，是此类题材中唯一值得严肃对待的作品。小说以英文写就，1954年出版于香港。
这部“经典作品”（夏志清语）多年以来被认为是“反共作品”，因此中文版在大陆一直没有出版。但是，这种解读过于简单化，实际作者在写作时参考了有关文件和数据。作者并没有采用非黑即白的手法，而是以一个三口之家为例，描写了上海近郊农村在朝鲜战争时期—即土地改革和合作社期间—的生活。叙述者描述了一出以饥饿为中心的人间戏剧。无论是谭金根，还是月香或者孩子都不能免于饿死。小说语言简洁，近乎报告体，仿佛不含任何观点。但是，象征性的场景以叙述者的口吻一再出现，其好恶也就最终不言自明。
2008-10-09 总第 305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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