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阀怎样“玩”文化？

　　“狗肉将军”张宗昌印行《十三经》，孙传芳提倡投壶古礼

　　军阀因袭了清末保守派的文化传统，力图保存旧秩序，激进的知识分子力图建立新秩序，两种思想成为上世纪初的主流

　　历史是什么？历史学家许倬云认为：“历史是过往的人与事的经历和掌故……任何一国、一朝、一代都不过是历史的一些枝节与片段。时序上，每一片段有前边无数的‘因’和后边无穷的‘果’；空间上，每一件史实都因前后左右无数牵绊与关联而难以一刀两断。因此，厘清人类经历错综复杂的时空关系就是历史学和历史学家的使命。”由是观之，《军绅政权：近代中国的军阀时期》，民国史家陈志让（《剑桥中华民国史》作者之一）的这部经典著作，厘清了民国军阀政权与近代中国之关系，显然，他写这本书，是基于历史学家的责任——为什么中国近代化的途程中有那么多荆棘？那些荆棘怎样能扫除干净？

　　陈志让梳理千头万绪的史料，烛照错综复杂的军阀关系，认为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两大荆棘是1860年~1895年的绅军政权和1895年~1949年的军绅政权。军绅政权因为派系与地区两方面的矛盾，不能统一中国。在思想上，他们对近代文化最大的让步不过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在行动上，互相混战，横征暴敛，摧残新兴事业，阻碍了中国的现代化发展。

　　《军绅政权：近代中国的军阀时期》是一本研究北洋军阀的论纲性著作，和陶菊隐的《武夫当国》不同。前者是高屋建瓴，在史实之上见史识，分析军绅政权的形成及军阀时期社会的种种变迁，讨论军阀的地区与派系斗争、宪法与传统、财政与军费等问题；后者纵横开阖，集中呈现令人眼花缭乱的史实以及令人啼笑皆非的掌故，以生动的笔墨勾勒了一段上自袁世凯朝鲜发迹、下至张学良东北易帜，前后33年波澜壮阔、风云变幻的历史。如果说《武夫当国》解决的北洋军阀“是什么”的问题，那么，《军绅政权：近代中国的军阀时期》则是回答了北洋军阀“为什么”的反思，是对那一段历史的分析、判断、审视。

　　陈志让史笔下的“军”指1895年发展起来的军队，有时也考虑团防和土匪；“绅”指受过传统教育、有功名的人，有些担任过政府的职位，有些拥有田产地产。不论绅军政权，还是军绅政权，意味着派系的分裂和无限制的斗争。陈志让指出，“反帝反军阀“的北伐战争之后，蒋介石领导的国民党仍然是军绅政权，他的军队还是军阀，自筹军饷的办法没有完全停止，派系斗争仍然存在。“不受规章、纪律、宪法约束的派系斗争是近代中国历史上一大特色”，而派系斗争与中国的传统文化有不解之缘。前有绅军政权，后有军绅政权，阻挠中国现代化的进程几乎达一个世纪！

　　谁说军阀没文化？这书中有一章《文化的趋势：守旧与现代化》，是探讨军阀所代表的文化，非常精彩。外号“狗肉将军”的山东督军张宗昌还印行了一版《十三经》，粗知文墨的江苏督军孙传芳提倡投壶古礼。他们因袭了清末保守派的文化传统，几乎全部尊孔。陈志让考察军阀的家庭生活和私人生活时，讲了一个故事。兖州镇守使唐天喜的三儿子订了潘鸿钧旅长的女儿为妻，不幸唐公子病死，潘旅长不敢把这个消息告诉旧式贞节观念很强的女儿，纸里保不住火，女儿抱灵牌跟死鬼结婚，过门两天后自尽。这事深得河南督军张福来的欣赏，开追悼，几万人参加，将潘家小姐的生平宣付国史馆。但潘旅长在济南发了疯，用枪把全家25口人杀死。这是五四运动之后五年的事。

　　军阀力图保存旧秩序，激进的知识分子力图建立新秩序，两种思想成为上世纪初期的主流，这中间还有新式的工商业家和文化上的自由主义者，他们所希望的民主政治、社会改良、基本民权等等，都在军绅政权的统治下失败了。

　　本书名以“史话”，存新闻之鲜活与生动，取史书之求真与大气，以140余万字的篇幅，勾勒了上自袁世凯朝鲜发迹，下至张学良东北易帜，前后33年的一段历史。作者行文收发自如，轻松地刻画出了一大批军阀与政客的群体雕像，揭露了大量鲜为人知的隐闻秘事，军头武夫里穿插着舞文弄墨的冷幽默，阴谋算计里隐藏着颠扑不破的人性。虽不假以文学性的虚构，也已惊心动魄；虽然写的是过去的事，读来却活灵活现，如在今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