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初年的宪政尝试：评《失败的遗产》

　　唐德刚先生曾反复阐说，“从宏观的角度来看中国近代史的发展是有其必然性的:那就是帝制向民治的转型，众星拱北，万水东流，这是任谁也改变不了的大趋势，是个历史的‘必然’。今后两千年，至少是今后五百年的中国是个‘民治’的中国，是任何人都无法否定的、扭转的。可是，从微观的史学法则来观察，则这条通向太平之洋的长江大河，每个阶段都是反复无常、捉摸不定的。”读完《失败的遗产:中华首届国会制宪1913～1923》（以下简称《失败的遗产》）后惊奇的发现，唐德刚老先生所言不差，民国前十年的历史尤其是宪政史，的确没有脱此“宏观有其必然，微观难免反复”的窠臼。

　　民国前十年中华国会的制宪活动，《失败的遗产》的作者严泉博士大致将其分为三个阶段:民国初年（1912～1913）；第一届国会第一次复会（1916～1917）；第一届国会第二次复会（1922～1923）。结合《失败的遗产》提供的史料以及分析来看，这三个阶段又各有成败得失:在1913年国会成立后，不少国会议员问政积极，在宋教仁案、大借款案、俄蒙协约案等方面发生了激烈的争执，弹劾、质询案层出不穷，涉及政府工作的各个方面，先后迫使国务总理赵秉钧、财政总长周学熙辞职，此外还制定出民国宪法草案，通过各类议案42件。这一阶段的国会被后世称为“国会神圣时代”。但是这届国会很快就失败了。至于失败的原因则众说纷纭，表面上看是袁世凯北洋军阀的肆意破坏，而实际上，则是因为国民党人的激烈政纲导致国会成为一个拥有超级实力的权力实体，完全背离三权分立的政制原则，既非总统制又非内阁制的“因人改制”最终导致政体失灵。此外按照严泉的分析，国会政制中由于国民党人极力防范而没有给拥有军政实力的北洋团体利益留下妥协空间，最终以袁世凯称帝而无奈落幕。1917年南北分裂之后，史称“安福国会”的第二届国会召开，历时三载。这届国会选举徐世昌为民国大总统，在巴黎和会前后致电中国代表团拒绝在和约上签字并要求日本归还战时攫取的原来德国在中国拥有的特权。更难能可贵的是，这次主要由军政实力派人士构成的国会，居然罕见地推动了1919年的裁军法案，并督促政府进行军事政治改革。1920年10月总统徐世昌下令举行第三届国会选举，但遭到地方实力派的反对，只有部分地方选举众议员，而参议员选举则一直没有进行。1922年8月第一届国会复会，第三届国会则宣告消亡。

　　至此为止民国初年的宪政史则“山穷水尽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作者对这些错综复杂的历史现象做了见地独到的分析，既认识到民国初年国会制宪过程中所折射出来的宪政尝试的失败，亦就此发现这段失败的尝试背后留给我们的宝贵的历史“遗产”。对于民初宪政实践失败的原因，常见的史学著作都将原因归因于袁世凯个人的贪婪狡诈、北洋军阀的凶残本性等等，而作者通过对于史实的考察和与美国等宪政国家的比较，颇为独到地发现了民初宪政“失败”的秘密，如“超议会制”背后政体选择的失败、革命党人试图完全将北洋实力派排除在政治架构之外、制宪进程中策略互动的匮乏等等。如果不是笔者的阅读范围过于狭窄的话，这本书恐怕是近年来大陆地区中文史学界有关民国宪政史研究中少见的佳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