翟永明：我被迫经受各种考验

　　女性最擅长的就是直觉

　　早报：您说写《女人》的时候，即1983-1984年，是您“最不快乐、最压抑的时期”，是为什么？

　　翟永明：我觉得可能是比较综合的因素吧，整个从1982、1983、1984年这几年里，我的精神状态都不是太好，始终处于一种比较压抑的状态。这是多方面的因素：一是跟单位物理研究所有一种很紧张的对抗的关系，由于跟单位的这种紧张的关系，也导致我跟我家庭产生非常紧张对立的关系。因为我的家庭比较正统，父母的观点跟我们单位领导的观点是很接近的，觉得我写什么诗，发什么稿，完全是不务正业。他们希望我在专业上能够有所发展，如果不能有所发展，至少我应该在单位上是一个好好工作的人。我的天性所致（大部分写作的人天性当中都有比较散漫和随意的一面），这一点可能也导致我跟单位、家庭有很大的冲突。我觉得特别受束缚。

　　我写那组诗可能是比较集中在我不太好的时段：我母亲病重，我当时连晚上都住在医院里面。各种各样的纠纷在那段时间纠缠着我，让我处于一种比较消极的状态。

　　早报：不论是像《女人》这些更富青春期气息的作品，还是在《静安庄》、《编织和行为之歌》、《咖啡馆之歌》等作品中，您的写作都显示出一种女性少有的力量，这种力量来自于一种直觉？

　　翟永明：女性的力量一定来自对自身能力的把握，对自身能力的把握则来自对女性自身能量的认识和评估。女性最擅长的就是直觉。

　　早报：什么时候开始意识到自己的女性身份的？有没有刻意地用诗歌来彰显一种女权的立场？

　　翟永明：我想是因为我工作和写作之后，在一个大的社会环境中，当我想要追求一种自由的工作和生活状态时，发现作为一个女人，这个社会有太多的无形的东西在局限和控制着你，尤其是关于感情、婚姻、女人的职责这些传统的东西，让我感觉到：作为一个女性，很多东西在这个社会当中，仍处于不自由和封闭的形态。所以就更多地关注性别给我带来的一些感受。在大的时代背景下，考虑的问题也会比较大一点。比如说你就会考虑女人在那么多年的历史的状态下，走到今天这一步，到底我们进步了多少？跟以前比较起来，有哪一些是完全没有进步、还是属于受到性别歧视的状态？在我的工作经验里面，还是感觉到有很多性别的差异带来的歧视在里面。

　　我也不会刻意地去回避它。